如可以采用将科研院所并入产业集团的做法;也可以是将中央所属的科研院所有针对性地下放到各相关省份，然后与地方高新区合作，成立高新区工研院(要按照企业化的运营方式，而不是事业单位体制)，使之成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平台。

第二、绿色标准不清晰，绿色金融支持的不都是绿色产业。研究的重点从成本-收益分析转到成本-有效性分析，即给定政策目标，根据不同落实措施的成本，分析实现目标的有效路径和具体措施。

应对这些结构调整和收入分配问题，需要公共政策尤其财政发挥作用。在成本-有效性分析框架下，碳价格如何确定呢？经济主体的决策取决于化石能源与清洁能源使用成本的比较。清洁能源的应用有制造业属性，包括风能、太阳能、电动汽车，随着使用人数或产量的增加，单位成本下降，项目的可行性增加，这是制造业的规模效应。我们的行业研究显示如果在现阶段把绿色溢价降到零，对建材、化工等制造业将带来很大的成本上升压力。在现阶段，为有效降低碳排放，绿色金融应该重点支持哪些领域？用什么工具？我们的估算显示，碳排放占比超过40%的电力行业的绿色溢价只有17%，这还是考虑到相关资产整个生命周期的固定成本的分摊，按可变成本计算的绿色溢价已经是负值，也就是用清洁能源的可变成本比化石能源低。

在经济衰退时，碳排放需求下降，碳价格下降，经济繁荣时，需求增加导致价格上升。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按照现在的趋势，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冲击将日益严重。作为应对，一些发达国家在讨论对进口商品征收边境调节税，但多高水平是合理的，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容易变成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

在一些领域，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推广需要一个学习过程、规模效应需要时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规则和监管比货币化价格引导能更有效发挥作用。技术进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碳价格上升是一个利益驱动力量，由此对GDP增长有负面影响，同时带来价格上升。第一，金融是实体经济运行的结果，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金融体系有效地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说是金融跟随实体经济发展。这说明仅依靠市场价格提供的利益驱动机制，绿色转型的动力欠缺，而这8个行业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88%。

一些研究显示ESG投资回报平均来讲并不比传统的不受限制的投资回报低，绿色信贷、债券的利率并不比普通的产品低，说明对于投资者而言做好事和私人利益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这和一般的直观感觉似乎不同。如何平衡金融体系的增量资产和存量资产，不仅涉及对绿色经济的支持，也关乎金融稳定，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

碳排放和技术进步都有外部性，前者是负外部性，后者是正外部性，都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预和扶持。对于气候问题这样的超越时空的外溢影响来讲，用外部性来弥补新古典的完整信息、确定性、充分竞争的基础性假设，是不是足够？怎么解释碳排放这样单一、数量指标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统一的约束因素？在实现碳中和过程中，公共政策、社会治理机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互动将怎样演变？估计只有时间能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碳中和的过程将促使人们更深刻认识现实市场经济和新古典的理想市场经济的差距。彭文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三）公共政策包括国际合作促进技术和社会治理创新，碳中和带来新发展格局，人类享受更高水平、更健康的生活。

全球有超过40万亿美元的投资是按照环境、社会和治理原则（ESG）进行的。公共政策的行政性干预以及社会治理方面的改革有助于在需求端促进节能减排，包括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鉴于经济的可行性高和碳排放占比大，现阶段重点支持的一个领域应该是电力行业以及其他行业的电气化转型。七、滞胀还是发展新机遇：反思现实市场经济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从根本上来讲是发展模式变化、经济结构转型，背后是相对价格变化的驱动。

按照Stern主张的贴现率，碳价约在每吨266美元，Nordhaus 的估算是37美元。但应对气候变化和控制疫情相比有一个重要差异，后者的影响是当下的、效果也比较明确，前者涉及的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的影响，效果的体现形式和程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好在不同数据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收敛，到近几年已经较小。现实中，总量和人均两个视角结合起来才能提供较全面的图景，总体来看，中国在达峰前和达峰后的调整压力都很大。

这个水平在国际研究文献估算范围（37-266美元/吨碳）之内，但如上所述两者在概念上有差异。古典经济学家像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认知到人类活动在自然的限制中发生，也强调社会伦理与人文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但有些行业的绿色溢价仍在高位，而且现有的技术条件难以在可预见的未来显著降低其使用成本，需要重大的创新和技术突破。由于人们的生活习惯、风俗、和路径依赖等因素，绿色溢价和碳减排的关系不一定是线性的，碳价在促进能源转换的门槛值可能比较高，短期内对经济的影响大，而技术进步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国际间的同伴压力（peer pressure）将逐渐使得每个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趋同，碳减排是大势所趋，这对中国来讲不仅是挑战，也有先行优势。同时传统能源价格在一段时间上升，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比中高收入人群大。

作为分析和政策操作工具，衡量碳排放社会成本的碳价和衡量私人部门利益驱动的绿色溢价两者应该并行不悖，互为补充。四、技术进步与社会治理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Nordhaus和 Romer 两位教授分享，前者因其对气候变化经济研究的贡献，后者因其对技术进步研究的贡献。

滞胀的压力有多大？我们的CGE模型估算显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形下，中国在2060年难以实现碳中和。一、目标明确下的成本-有效性分析 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的活动冲击了原有碳循环系统中碳源（碳排放）和碳汇（碳吸收）的平衡，化石能源的使用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引发温室效应，带来地球气候变暖。

从人均碳排放来看，中国在2030年是7.4吨，美国总量峰值时人均在19.6吨，欧盟在9.9吨，显示中国在达峰前进一步上升的空间较小，未来10年的调整压力大。二、纠正外部性：碳价格的能与不能 到目前为止，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效果有限，或者说和理想的要求相距甚远。

这是因为金融工具一般是用于建立新资产的投资，是做加法。但现实中，效率和公平很难平衡。绿色溢价高的行业，比如航空、建材、一些化工领域等，主要是受限于当前的技术条件，比如需要碳捕捉来抵消碳排放。现在的问题是，清洁能源成本比化石能源高，同时需要建设配套的新的基础设施，这些成本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

对照现实，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融资量快速增长，ESG投资也成为热门话题。绿色能源实际上是制造业，作为制造业大国，其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尤其突出，所以绿色金融也促进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具体来讲，碳价格在供给端体现为生产成本上升、需求端体现为实际收入下降，有点类似石油供给减少的影响，在宏观经济上有滞胀的特征。降低绿色溢价可以碳税和碳交易为载体，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比如公共部门在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方面增加投入，行业和产品的绿色标准制定，建设降低清洁能源使用成本的基础设施等。

在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中，对公平的重视将增加。中金的四个总量团队和20余个行业研究团队协同，借力外部合作包括全球有奖征文等，共同完成了这份报告。

降低绿色溢价有两个载体，降低清洁能源的使用成本和增加化石能源的成本。另一方面，建立有关棕色资产的风险暴露和处置机制，有利于在绿色转型过程中维护金融稳定。理论上讲，在全球范围内实行统一的碳价，不管什么地方，成本低的领域先减排，总体的减排效率是最高的。Bill Gates在最近出版的《How to Avoid a Climate Disaster》书中提出绿色溢价（green premium）的指标，绿色溢价实际上就是转换价格的概念。

在长远的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已经确定的情形下，绿色溢价作为分析工具的可操作性更强。同时，较高的利率意味金融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需要资金从高收入流向低收入国家。

碳价在执行层面有两种形式：碳税和碳交易形成的价格，前者是政府通过税收直接设定一个碳价格，以弥补碳的市场价格的缺失，后者是创造一个交易市场，在政策设定的排放总量限制下由交易双方形成价格（cap and trade）。碳税可以使用现有的征收机制，征收成本较低，但引进新税种有社会接受度的问题。

三、绿色溢价：更具操作性的分析工具 具体来讲，绿色溢价是指某项经济活动的清洁（零碳排放）能源成本与化石能源成本之差，负值意味化石能源的成本相对高，经济主体有动力向清洁能源转换，从而降低碳排放。基于这些项目的回报和风险可预期性较高，信贷和债券等固定收益工具应该是主要的支持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前述的绿色金融第一种方式。